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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初中生活 杨晓宁

来源:宜春日报 编辑:邓保生 时间:2019-01-22

1960年9月至1963年7月,是我在樟树潭埠中学的初中学习阶段,那是很不平凡的三年。

那时学校正处在初创阶段,是在“大跃进”年代建立起来的初级中学,距离乡政府所在地只有5华里,也是全乡的中心位置。再往东3里路的定安,还建了一所农业中学。

1958年夏季,学校招收了第一届初中生。我们是第三届,刚好初一、初二、初三各年级都有了。一个年级两个班,共有学生近300人。因为县城只有一所全日制的樟树中学,是省重点中学,招收的学生有限,因此,不少城里的学生也来到潭埠中学上初中。

9月初,父亲带着我去学校报到。我的行李十分简单,一床被子、几本书,再就是洗刷用具和

碗筷。可是当时学生寝室铺位不够,只得安排我们到学校旁边一个叫溪七里的村子里找住的,结果在一农家堆放杂物的屋里找到一点空地,将砖垒起,架上借来的一块木板,就成了我的床铺。屋子里堆放着农具、石灰等杂物,时有老鼠出没。

生平第一次离开父母,独自住在这样的破屋子里,我自然害怕,因而也就特别地想家。有时忍不住,就会在放学之后溜回家去,第二天早上再赶来学校上课,好在家里到学校只有3里路。虽然来回都要经过一片乱葬岗挺吓人的,但思家心切,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。

一个月后,学校的学生宿舍完工了,我们都搬回学校住宿。可是在分配床铺的时候,我又受到那些来自城里的学生欺负,他们调皮神气,有优越感,而我年纪小,个子小,只能忍让。很快,这种局面就改观了,因为我学习成绩好,身边聚集了一批要好的同学,就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了。我当时是跟敖坊村的李远华睡一张床,他父母双亡,是由祖母抚养长大,家境困难。两个人带的被子都是薄薄的、硬硬的。冬天睡在一起要靠身体的热量取暖。这使我想起了杜甫“布衾多年冷似铁”的诗句。我们都是十来岁的孩子,有时也会尿床,我们班一个姓王的几乎天天尿床,被子晾出来晒,有明显的尿渍,于是同学们给他起了外号叫“画地图”。

当时学校的条件简陋,两排教室,几栋宿舍,还有老师的办公场所,都是普通的砖瓦平房。学校周边都是农田,用电保证不了,要自备煤油灯,也没有自来水,学校挖了一口水井。条件虽差,但学校的教学风气却相当好,师资队伍强,校长余吾,教导主任杨富林都是优秀的教育工作者,作风严谨,对学校管理很有一套。老师们大部分也是科班出身,教学经验丰富,为人师表,而且都比较年轻,三十岁上下,充满活力。有的老师还颇具幽默感。一次,廖作汉老师上语文课用“与其……不如……”造句,头天上自习课时,我们几个同学溜出去看了场电影,他就说,与其自习时间溜出去看电影,不如在教室里多做几道作业题,这样不露声色地批评了我们。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在闲聊时告诉我,他们班的同学们去村里劳动,回来后都写了感想,一个同学在结尾写道:“这次去村里劳动取得了很大成功,回到学校真想杀两头猪庆祝一下。”廖老师在此批道:“一头足矣。”至今想起来仍忍俊不禁。

老师们也搞一些文体活动,最常见的就是打篮球。学校有个篮球场,虽然地面没铺水泥,但经过黄土夯实,硬度和弹性都不错。文体活动时间,校长余吾就会带着周国强、陈新民、谢嘉禾老师去球场的一头打对抗赛,余吾身材矮小,却动作灵活,另外3位老师身体比较高大,还别说,闪展腾挪、投篮截击还真精彩,引来不少同学驻足观看,喝彩声频频响起。

十多年后,这些老师中的大部分都陆续进了城继续从事教师工作,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。有几位老师调进樟树中学,成了后来我在樟树中学任教时的同事,包括我的班主任杨汝梅和物理老师肖菊如,谈起我们在初中时的学习生活还津津乐道。

在潭埠初中的那三年,最难忘的是生活的艰苦。教室、宿舍的简陋自不必说,教室里有课桌就行,寝室里有床铺就行。冬天教室里阴冷,同学们常常在课间挤在墙下碰撞起暖,春天土质地面潮湿,墙上还会渗出水来,有同学还得了关节炎。缺电、缺水不怕,可以用煤油灯、打井水,最难过的是吃不饱饭。那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,全国水旱灾害频发,粮食大幅减产,生产队不能足额供应我们的基本口粮,逃荒要饭者到处可见,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。最艰难的时候,我们一天只有三两米,只能吃一餐一两米的稀粥,条件好点的一天也只有半斤米。那时学校负责统一煮粥,班里同学轮值日,用大木桶统一领取,然后按学生缴交的饭票依次分配,下饭的菜则用竹制的筒子或玻璃瓶盛着由学生从家里自带的萝卜干、杂菜等。因为饿得慌,往往晚自习后,我们就会吃带来的菜,所以到了星期四、五没有菜下饭是常事。

由于饥饿,学生们就难免做出一些荒唐可笑的事情来。有的从家里偷点米出来,合伙到附近同学家磨成米粉做成米团充饥。这种事我也做过,星期六回家,用布包几两米提前塞进菜园的砖缝里,星期天傍晚返校时顺路把它带回学校去做米团子吃,此事被我父亲发现了,父亲既难过又深沉地对我说:“你不要做这种事,家里不是不给你更多的米,实在是没有,但再饿再难也不能做这种偷东西的事。”我当时真是无地自容。我们几个同学还有几次去偷学校种的南瓜、葫芦等去附近同学家煮了吃。一次,去偷摘学校种的田瓜,被守夜的发现了,吓得我们几个落荒而逃,一个同学躲进女厕所,我们三个跑向附近的村庄,转了一圈才回到寝室睡觉。好在他们没有查铺位,否则我们非露馅不可。还有一次,我们班去村里劳动,返回时看见二只鸭子掉进路边的电杆坑里,一个同学就悄悄地用草皮盖住,到了晚上,我们把两只鸭抓回来去附近同学家煮了吃,美美地享受了一顿。

有一天下午,我父亲去定安村开乡里的会计会,晚餐每人发了半斤米的饭,父亲自己舍不得吃,走了三里路把饭送到学校门口,把我叫出来给我吃。看见这雪白的一大碗饭,饿疯了的我就在路边三下五除二吃完了,也没问父亲吃了没有。父亲的这种舐犊之情令我终生难忘。

那年冬天还发生过一件更荒唐的事情。有一天轮到我和另一个同学值日,负责给同学们分粥,同时收饭票,一天三餐下来,收了30斤左右的饭票,准备第二天交上去。当天晚上我把这些饭票用一块黄色手帕包好放在裤袋里,再垫在枕头下睡觉,谁知第二早晨起来,饭票却不翼而飞不见了。这可是大事,全班50多人一天的口粮,我哪里赔得起。但我还表现得算镇定,一不哭、二不闹,有的同学见我这个样子,还以为我是监守自盗呢。老师和班干部都帮着调查、追寻,但毫无结果。不曾想一个月后,有个姓敖的同学居然把那个包饭票的手帕拿出来使用了。我一看是我的手帕,偷饭票是姓敖的同学无疑。老师知道后,把他找去一问,他就承认了。说是那天他起了坏心,看见我把饭票放在枕头下,晚上趁我起来上厕所时就把饭票偷走了。可是他却舍不得丢弃那块手帕。真傻!不然,永远都是无头案。

荒唐的事远不止这一件。1962年元旦前夕,校长余吾巡夜时用的手电筒不见了,非要同学们把手电筒找出来,否则不准回去过元旦。搞得同学们心情都不愉快,折腾了半天,一个同学在当时的学生会主席邹某的木箱里发现了这个手电筒,事情才算了结,邹某自觉脸上无光,不久就退学了,后来去参军,据说又犯了同样的错误,被提前退伍。现在想来,姓邹的同学拾到手电筒不交据为己有自然不对,当校长的小题大做,酿成这样的后果也是欠思量。

1963年上半年,我们就开始准备初升高考试,老师、学生都进入临战状态。那时也是追求升学率的,唯一的指标就是看各个初中考起省重点中学樟树中学的人数了。樟树中学高一新生招收四个班约200人,其中本校初升高录取100人,其余100人面向全县初中招生。我们学校的校长、老师为了考出好成绩颇费心思。临考前3个月,班上重新编排座位,把学习好的同学编在一组,我被排在第一组第三名。这样在复习时我们这一组可吃小灶,老师重点辅导。然后是填报志愿。我那时不知怎么想的,也许是为了看看更大的世界,我的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南昌二中,是全省最有名气的中学,但是校长、教导主任、班主任都不同意,怕我出问题,劝我填樟树中学,但我坚持不肯,还是填的南昌二中。事后我才知道,他们在背后还是做了手脚,把我的第一志愿改成了樟树中学。

几天的考试顺利结束了。总的感觉比较轻松,有几门功课我还是提前第一个交卷的。随后我们回到家里劳动,等待通知,8月中旬的一天傍晚,乡亲们正在村前的一个池塘里洗澡,这时有人来通知我考起了樟树中学。村里人都很高兴,连连道喜,就像旧社会“中举”一般。我那时年纪还小,不甚懂事,没有特别的感觉。第二天,我去学校拿录取通知书,得知我们两个初中班一共有7名同学考取了樟树中学,另外有几个同学被省外的中专录取,也有几个录取到共大清江分校,而大部分同学只能结束学习生涯,回到老家当农民。

读书真是说不清,勤奋固然重要,天分也很关键。有的人天生就会读书,有的人再努力成绩也上不去。但我一个贪玩的人,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并不多,课外阅读量比较大,可学习成绩却不差,从小学到高中,以及后来读的省委党校,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前三名之内。我想,要是没有文革中断高考,我一定能考取全国名牌重点大学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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